范扬，1955年1月生于香港，祖籍江苏南通。1982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。曾任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现为中国国家画院山水画研究室主任。
在当下的中国画坛，从事中国画创作的人可谓众多，然能卓尔不群，在作品中真正贯注中国文化精神、气象不俗的少矣。范扬先生则正是这少数中突出的一位，他以强烈的个性创作风格步入中国画学之高标而引人注目。他的作品真正洋溢着中国绘画精神的光彩。
中国绘画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中国画是民族文化的精粹体现。中国画学渗透的是东方的哲学智慧，表现的是文化的高蹈境界。中国画学所倡之气韵、境界等等，无不首先在精神之高层面论事。其次在技术上言说。即使是从技法上论，亦无不随情思心绪展开。若中国画所讲之“写”、“笔墨”等等，字面乃言画之动作或工具材料，然其所蕴蓄、累积之文化内涵实不那么简单。如中国画学，古人归为“六法”，而清人王学浩就说：“六法之道，只一写字尽之。”可见中国画学乃玄妙之学，是在形而上之精神层面说事。因之中国画学精神归根结底是华夏文化陶育下的大道哲学，是“成教化、助人伦、穷神变、测幽微、与六籍同功、四时并运、发于天然，非繇述作”之可观之道也。
言范扬先生的画最能体现中国画学精神，盖因范画正是在形而上之精神气象上着力；在画格与人格上去俗亲雅；在道技兼修上更重悟道。且不论其家学禀赋之渊源、才情格致之养成，技能修为之历练，但观其画作，行家里手莫不动容叹为惊愕。其画气象沉雄而不板滞、活脱而无浮滑、流动而无轻邃、华滋而无妍媚，真是一个迥出天机、若骤若驰、斡流旋转的心象世界。诚如范迪安先生所论：“范扬在两个世纪之交这几年里似乎得到了神助，以爆发出来的强劲之力将自己的画境大大地做了提升，在他的作品面前，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作画之际‘情驰神纵、超逸优游’的状态。就笔墨的意态而言，他浓笔酣墨，落在幅上皆成‘文章’，显示出解衣磐礴的畅快，达到了通权达变的火候。就描绘的内容而言，他打通了山水、人物、花鸟原有门类界限，只要面对自然，便能‘临事制宜，从意适便’，信手拈来皆得理法，在散乱的节脉中荡起形象的生机。”观其画、识其性而知其人。因为中国画学，实为人学。人学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，而传统的审美实际上又是对自我人格的欣赏。人的胸襟、品藻决定画的格调气象。古人有“人品既已高矣，气韵不得不高；气韵既已高矣，生动不得不至”之说，故读书修品成为传统画家终生之修为。当然人之天性各有不同，或刚或柔，关键在于得正气而不染乎邪病也。
其实，中国画家在作画过程中最能体现其气质、学养、修能及性格。古代画家作画的状态，许多书中亦有记载与描述。米元璋之癫、徐青藤之狂、渐江之静，皆发乎性情，从心所欲，虽禀性迥异，但各具本相，因而笔下都有了个性生命的神彩与活脱。
范扬作画虽无古人“突然绝叫三五声”之狂，却有“笔所未到气已吞”之慨，他落笔率意，不假思索，笔笔相生，息息不绝，纵横涂抹，生趣滔滔。笔下山川云水，如浩荡洪流滚滚而至，驰骋自如，令人惊慑。其气概又如冲陈之骁将，奔突如风，气雄万夫。诚如古人描写“得道者”作画的神情：“当夫运思落笔，时觉心手间有勃勃欲发之势，便是机神初到之候，更能迎机而导，愈引而愈长，心花怒放，笔态横生，出我腕下，恍若天工，触我毫端，天作妙绪。前者之所未有，后此之所以难期，一旦得之，笔以意发，意以发笔，笔意相发之机，即作者亦不自知所以然。”
其实这正是中国画创作的绝高境界，是道技双忘，两相化融得“精神”“圆通”的显示，是画家的创作活动所达到的自由自主的化境。
中国画学精神所倡之“解衣磐礴”、“了无挂碍”、“畅性”或“畅情”，实是追求艺术创作上的自由境界，进入无尘俗与功利羁绊的审美理想天地。当然这境界的进入并非易事，这不仅需要笔墨技法的娴熟，山川物象了然胸中，更需襟怀气度的陶育及心灵的澄澈。而这又非一时数日之功，仅靠后天所学也尚难为。范扬虽生长于斯地风雅、文淑秀逸之江东，但其南人北禀、器局宏阔、刚健爽厚，有河朔雄杰气概，然又不失温润中和气象。少年有大志而聪慧，青年得正途而勤勉，壮年入高标而不矜不懈。一种性情皆铺洒纸上，故其画淋漓畅快、无拘无束，顺自然、得天性，虽偶有不尽合古人绳墨处，却处处透出自家意思。一如石涛之表白：“以我襟含气度，不在山川林木内，其精神驾驭于山川林木之外，随笔一落，随意一发，自成天蒙。处处通情、处处醒透、处处脱尘生活、自脱天地牢笼之乎归于自然。”所谓驾驭于山川林木之外，这正是中国画学精神之要旨。中国画家之创作向来是有象可据、随心写形，不拘于一丘一壑的实形真貌，以免走入自然主义的框体中而缺失了精神。范扬对此尤为悟得醒透。他的画并不以描绘实物之形为己任，全以追求精神上蕴含之生运机趣为鹄地。所以写在画面上的“象”乃“心象”而非“物象”，或是假物象以传达“心象”。弗论其所画的是林泉高致或悟禅的罗汉，抑或人物花卉，其画均不受实在物象的限制，一任情怀意绪导引，畅性而为，得意而忘形。沈括就说过“书画之妙，当以神会，难可以形器求也”。对此，黄宾虹更是强调：“艺术流传在精神，不在形貌，貌可学而至，精神由感悟而生。”
“感悟”实为中国文化之奥理，其间弥漫着浓重的玄云妙霭。学而得悟是为渐修，亦有明心见性，直觉顿悟之崖穴高士，范扬似乎两者兼而有之。他于艺事，有着积学渐修的几十年过程，有中西绘画科班学习的长期实践，有工笔山水、人物以及花鸟全方位的涉猎，有壮游大江南北的阅历（当然近年尚有周游亚、非、欧之万里行程）。但他还年仅弱冠时就是个有悟性的人，因之在打基础的那些年，他追求高标、心慕贤圣、远离流俗、渐行渐修，至上世纪90年代中，他豁然“明透”，似已“神会”中国画之玄妙，遂自由自在起来。精神秀爽，笔底自无凝滞，自滋遂以恣纵笔意，大刀阔斧，冥造出缥缈、恍惚、混沌、大气淋漓，浑厚华滋的山水画新风貌，从而大大提升了自身的画境气象。时人谓之“放松的黄宾虹”。实则，他学过王原祁，深研董玄宰，临过范宽，自然极服黄宾虹，但并未多染习，或许是殊途而同归罢了。宾翁之画用线功力高深，五笔七墨，驰骋自由。又擅用水故写出浑厚、丰富、华滋的心象世界。范扬作画亦善用线、用水，笔笔中锋、提按顿挫、化晕机趣，造出阴阳淘蒸玄化的境象气韵。
中国画的郁勃气息皆在水墨的运用，而水墨之运用又全仰赖笔力，清人张式在《画谭》中讲：“以墨为形，以水为气”，宾翁更指出：“墨法妙于用水，水墨神化，仍在笔力，笔力有亏，墨无光彩。”范扬多年勤习书法，以书入画，笔力遒劲，加之极擅用水，故其作画，一笔下去，既使墨“醒”，更令纸“活”，创造出生机，流溢出光彩。
范画的又一大特点是沉雄浑茫的画面，极富韵律感和动流气息。如果说中国画是“心迹”的外化，范扬正是一个将活跃的神思、豪放之情怀、心智的直觉无挂碍地挥写出来的人。他不役于形，不弊于物，不止于闻见，而是大其心体天下万物，烛天理明万象而无所隐遁也。如刘勰所言：“夫神思方运，万涂竟萌……登山则情满于山，观海则意溢于海，我才之多少，将与风云而并驱矣。”又如董玄宰论：“画之道，可谓宇宙在手者，眼前无非生机。”这样写出的画自然有着活泼的生命，“故可周流一切，贯通一切，生化一切，大用一切，风动蛇行，鸢飞鱼跃，乌黑鸪白，及一切生生化化，无处不是道体流行，天道自然。”
古人曾讲：“得时不如得器，得器不如得志。”范扬少时，得师长点拨，遂有当大艺术家之志向，浸染丹青后，一发而不可收。及至年稍长，更具宏识，立志在中国画领域“弘既往之风，导将来之器识”。故每学则取法甚高，固不降格以从众。论者以为，境界愈高，愈能产生磊落之人格，也自然远却了鄙俗猥琐，逐渐养成宽裕雍容之情怀，奋扬豪迈之气象，自信天成，胸有卓识，落落大方。得名噪画坛后亦无矜持自满，尤孜孜以求，左图右史，学而不倦。凡出游，则笔不离手，弗论海内境外，所见所感，必速写记之，久而久之，蕴愈深而植愈厚。故其画路之宽、各科之能，时人难及。
由是而知，范扬先生的画，境界在于精神气象；深厚在于学植修养；风格在于天性禀赋；文脉在于中国文化精神。在今之中国画坛，他不仅是个性风格最强烈的，又是充满自信与最具自由精神的；是气韵与骨法兼得的；因而也是最能全面体现中国绘画精神的。
